日前，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此事经报道后，有关方面要求医院方面挽救其生命。目前，该名农妇已得到了治疗。（5月23日《齐鲁晚报》）

这又是一起因无钱治病陷入绝望的案例，但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前几年，曾经有媒体报道，山西平遥县北羌村62岁的雷普贵不懂医术，老伴患风湿性心脏病导致左小腿坏死后，因为没钱看病，雷老汉大着胆子在自家的土炕上锯断了老伴的残腿。

“她给我说，想着拿刀把肚子划破，她开始也不敢，在动手之前还哭了一会儿，后来说是干脆赌了——反正当年医生也是开腹，将肚子里的腹水抽出来的。”我们无法想象这般场景是如何的惊心动魄，但我们却能深切感知其中的悲凉与不幸。

但挥刀自剖的重庆农妇又是幸运的。她的幸运，不仅在于自残式自救中的生命侥幸，还在于被政府和社会所关注。梳理最近几年上演的此类新闻，诸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的主人公，几乎都走上了同一条固定的轨迹：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最终得到救治。不论如何，生命得到拯救，终归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幸运充满着不可复制的偶然性。

由此可见，挥刀自剖的幸与不幸都是一种痛——其“痛点”让人无法回避。媒体的报道也好，领导的批示也罢，都不能成为救命稻草，唯有社会保障救助制度才会成为呵护生命的有力屏障。

可以说，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生命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的责任。事实上，政府有责任对每一位看不起病、面临生命威胁的公民实施救助。但对于公民的及时救助，需要一种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来实现。因此，我们期待“剖腹自医”的自残性自救，在引发舆论关注的同时倒逼相关保障制度的推进和构建。 （陈一舟 原题：“剖腹自医”是社会的痛）

据广州日报报道：光看结尾，这是一部喜剧。 然而，略去结尾，只看过程，而且过程在农妇“挥刀自剖”之时止，那无异于一出“悲剧”。当锋利的刀刃在绝望的农妇肚皮上游走时，人们肯定会想到凿开自己的胸膛“开胸验肺”的民工。农妇吴远碧的事例，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的个别极端案例而已。吴的有病无处医，反映了进城农民在离开户籍地之后遭遇的“社保真空”。吴进城二十多年，年年起早贪黑地劳作于这座所寄居的城市，但户口壁垒，使她没有享受到与这座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称的社会保障。偶尔有个以户籍地为管理单位的“大病救助”机制，却因农妇患此“怪病”不属于大病救助目录，而且能治此病的医院不在管理单位的管辖区，管理单位也爱莫能助。

这样一来，我们的思路就是，假如我们早就建立了完善的社保，像众多遭遇吴远碧困境的进城农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和支持，断不会因一场疾病就把辛苦挣来的低微汗水钱，化作风和雨。也不会因害怕血汗钱花掉，而不肯求医问药，小疾成大病，最后家破人亡。不妨想想，非到撞破了人们悲悯的底线后，才有社会救助的回应，这样的“社会良心”成本，只会一次次加大，最后使开始热血的市民归于冷漠，地方政府也因案例增加而应接不暇，疲于应付“突发事例”。

但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的思路，应与其真正社保内涵相适应。例如，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城乡医保制度，因报销额度低而失去了“医保”的价值。在面对飞涨的医疗费用面前，即便报销比例提高到相当比例，因绝对值的增加，其分担绝对值，也令收入低微的农民工望而生畏。还有，在区分什么是“可报销医疗费”，哪些又是“自费医药”的技术问题前，最后报到账的钱，往往会比预想的还要低很多。

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从无到有的全国性医保制度的国家，医保制度的完善是需要时间的，但时间绝不是掩盖一切的正当理由。一个完善的医保体系应是全方位的，个人收入往往在第一时间起到“保障”的作用，但低层务工者低工资却存在多年，吴氏丈夫身兼两职，也挣不到送妻入院的5万元医药费。笔者近期发现，吴氏丈夫兼职做的搬运工，在美国纽约市政部门报的价是每小时48美元，而在我国，估计忙活一个月都拿不到在美国干两个小时的工资。

所以，农妇自剖自医，在我们给地方政府及时救助送去掌声之时，还应从个人第一保障力的工薪收入水平和普惠式的无差别社会保障角度来反思，制度性解救，才能让更多的吴氏免于自剖的恐惧。